二战后被美国逮捕的十二位元首

都市小说《二战后被美国逮捕的十二位元首》，男女主角分别是罗斯福扎赫迪，作者“林珍珍”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，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，剧情简介：，德黑兰的夜晚闷热得令人窒息。穆罕默德·摩萨台站在首相府二楼的窗前，望着楼下广场上逐渐散去的人群。整整十天，支持者们在这里扎营，用血肉之躯筑成防线，阻挡着国王礼萨·巴列维的军队。但现在，人群正在变稀薄——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因为希望被一点点抽空。“首相阁下，美国大使馆又发来了照会。”秘书纳塞尔·戈沙伊布轻轻走进房间，手里拿着一份薄薄的文件。，只是抬起右手挥了挥：“烧掉。可是——纳塞尔，你认识我多少年...

，墨西哥城科约阿坎区·阿本斯将**零件在绒布上一字排开，动作精确如钟表匠。先擦枪管，用沾了油的棉布穿过三次；再擦撞针，检查弹簧张力；最后是握把，胡桃木的纹理已被磨得光滑，那是***来无数次握持留下的印记。“你每天擦它，却从不开枪。”妻子玛丽亚·克里斯蒂娜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端着两杯咖啡。：“在军校时，教官说武器就像良心——必须保持清洁，即使你不打算使用。”，墨西哥城的雨季还没结束。雨水顺着殖民时期的老建筑外墙流淌，在灰墙上画出深色的泪痕。他们的公寓在二楼，窗外能看见一棵高大的蓝花楹，紫色的花朵被雨打落一地，像一场过早的葬礼。，手工绘制的，边缘已经卷曲。阿本斯每天早晨都会凝视它五分钟，从太平洋岸到佩滕丛林，从塔胡穆尔科火山到莫塔瓜河谷。十六年了，地图上的每一个地名都能唤起一段记忆，或甜蜜，或痛苦。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玛丽亚问，把咖啡放在他手边。
阿本斯看了看桌上的日历：19***12月19日。他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十六年前，卡斯蒂略·阿马斯越过了洪都拉斯边境。”

“哦。”玛丽亚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
他们不再说话。雨声填满了沉默。

阿本斯组装好**，放进书桌抽屉。抽屉里还有三样东西：一本西班牙语版《土地与自由》，作者是墨西哥**家埃米利亚诺·萨帕塔；一张泛黄的合影，1951年危地马拉城总统府阳台上，他和玛丽亚向欢呼的人群挥手；还有一枚铜质徽章，上面刻着“土地**委员会，1952”。

他拿起徽章，指尖划过凹凸的文字。那年他四十三岁，是美洲最年轻的民选总统，相信可以用法律和**改变一个**的命运。

“他们称我为****者，”他突然说，眼睛仍盯着地图，“我只是想让农民拥有自已耕种的土地。”

玛丽亚走过来，把手搭在他肩上：“你知道那不是真的。”

“什么不是真的？”

“你说‘只是’。那不是‘只是’，那是**。”

阿本斯终于转过身，握住妻子的手。六十三岁的脸上刻满了皱纹，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，像危地马拉高原上的湖泊，清澈而深邃。

“有时候我在想，”他说，“如果当时我更谨慎一些，也许……”

“不，”玛丽亚打断他，“如果你更谨慎，你就不是哈科沃·阿本斯了。我爱的不是谨慎的人，而是相信春天的人。”

春天。阿本斯想起1950年，他当选后的第一个春天。危地马拉城的街道上，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血。农民从高原步行数百公里来到首都，只为了看一眼“他们的总统”。一个玛雅老人送给他一袋玉米种子，说：“这是我祖父的祖父留下的。现在它属于一个愿意为我们说话的人。”

那一刻，他相信改变是可能的。

现在，在墨西哥城的这个雨季的早晨，他开始怀疑：也许春天只是冬天的幻觉？

倒叙：1944年10月，危地马拉城

年轻的阿本斯少校站在**学院训练场的看台上，看着学员进行战术演练。他三十七岁，身材挺拔，制服笔挺，是军队中最有前途的军官之一。但今天他的心思不在训练上——昨天，***豪尔赫·乌维科在持续十三年的统治后被推翻，危地马拉正在醒来。

“少校，有人找您。”勤务兵跑过来。

来访者是两个平民：一位是**豪尔赫·托里略，另一位是教师胡安·何塞·阿雷瓦洛。阿本斯认识他们——知识分子圈子的核心人物，长期批评乌维科**。

“少校，”阿雷瓦洛开门见山，“我们正在组建一个**联盟。我们需要军队里的正直人士。”

“正直人士？”阿本斯挑眉，“在军队里谈论正直很危险，先生们。”

“正因为危险才需要勇气。”托里略说，“我们知道你拒绝执行乌维科****的命令。我们知道你把被捕的***悄悄**。我们知道你是谁。”

阿本斯沉默。他确实做过那些事，秘密地，在夜深人静时。他出生在克萨尔特南戈，一个咖啡种植园主的家庭，但童年时目睹了印第安劳工的悲惨处境——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对待，在种植园里劳作至死。父亲说：“这是他们的命运。”但年轻的阿本斯不信命运。

“你们想要什么？”他终于问。

“参加选举，”阿雷瓦洛说，“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委员会，确保选举公正。你，豪尔赫·托里略，还有我。文官和军官的联盟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因为士兵尊重你，民众信任你。而且最重要的是——”阿雷瓦洛直视他的眼睛，“我们知道你想改变这个**，不只是换一个总统。”

那天下午，阿本斯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他脱下军装，换上便服，以公民身份加入**委员会。六个月后，1945年3月，阿雷瓦洛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总统，开始了危地马拉历史上著名的“十年春天”。

阿本斯被任命为***长。他的第一个命令是：军队的职责是保护人民，而不是压迫人民。他解散了秘密**，*****，允许工会和政*活动。危地马拉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。

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联合果品之国

1950年总统选举前夜

哈科沃·阿本斯站在自家阳台上，眺望危地马拉城的夜景。灯火稀疏，大部分街区仍然黑暗——这个**百分之七十的人用不上电，百分之八十是文盲，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。

“紧张吗？”玛丽亚走到他身边。

“不是紧张，”阿本斯说，“是责任。如果我当选，我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对手。”

“你是说联合果品公司？”

阿本斯点头。联合果品公司——**跨国公司，在拉丁美洲被称为“章鱼”，因为它像章鱼一样用触手控制一切。在危地马拉，它拥有全国百分之四十二的可耕地，控制着铁路和港口，有自已的私人武装和通信系统。更可怕的是，它在***有强大的游说集团，前董事会成员包括**情报局局长艾伦·杜勒斯、国务卿约翰·福斯特·杜勒斯的弟弟。

“你知道我在军校时的绰号吗？”阿本斯突然问。

“铁人？”

“那是公开的绰号。私下里他们叫我‘印第安**’，因为我总是为土著士兵说话。”他转身面对妻子，“玛丽亚，我们的**就像一个香蕉园——外表金黄漂亮，内里爬满了***。联合果品就是最大的***。”

选举结果毫无悬念。1950年11月，阿本斯以百分之六十五的得票率当选。就职典礼上，他穿着简单的西装，没有勋章，没有绶带。**也很简短：

“危地马拉的公民们，从今天起，**将服务于所有人，而不是少数人。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，**属于所有人，尊严属于每个危地马拉人。”

在***，***的电报称这次**“令人不安”。在纽约，联合果品公司总部召开紧急董事会。在危地马拉城，**大使理查德·帕特森约见阿本斯，语气“友好但坚定”：

“总统先生，我们希望确保您的**不会损害**投资。”

“大使先生，”阿本斯回答，“危地马拉的**将基于危地马拉的利益。”

谈话不欢而散。帕特森在发给***的报告中将阿本斯描述为“潜在的危险分子，可能受****影响”。

事实上，阿本斯不是****者。他是民族**者，相信**应该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。他的**蓝图来自墨西哥**和罗斯福新政，不是***。但在冷战初期的狂热中，任何挑战**公司利益的人都会被贴上红色标签。

真正的冲突始于土地**。

1952年6月，土地**法案辩论

议会大厅里气氛紧张。阿本斯亲自出席，坐在旁听席第一排。辩论已持续三天，反对派议员声称法案“违宪破坏**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”。

轮到法案起草人、***长阿尔方索·鲍尔发言。这个年轻的**走上讲台，声音平静但坚定：

“先生们，让我给你们一些数字。在危地马拉，百分之二的农场主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十二的可耕地。联合果品公司拥有五十五万英亩土地，其中百分之八十五闲置。与此同时，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没有自已的土地，他们在种植园里像**一样工作。”

他举起一份文件：“这是昨天的报纸。一个咖啡种植园的工人，因为要求每天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，被监禁并鞭打至死。他叫马特奥·帕斯，二十二岁，留下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幼儿。”

大厅里一片寂静。

鲍尔继续说：“土地**法案不是要没收财产，而是重新分配未充分利用的土地。**将按申报价值赔偿。我们要做的很简单：让土地为需要它的人服务。”

投票结果是51票赞成，9票反对。当议长宣布法案通过时，旁听席爆发出掌声——农民代表们哭了，他们等待这一刻等了四百年。

但掌声之外，风暴正在酝酿。

一周后，联合果品公司危地马拉分部

**经理托马斯·卡贝尔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香蕉园。这片土地是公司在1901年获得的，当时**以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“出售”了十七万英亩土地。实际上那是一次欺诈交易，合同用西班牙语写成，但关键条款用英文小字注明：公司不仅获得土地，还有免税权、铁路垄断权和私人司法权。

“他们真的敢？”卡贝尔问**。

**摊开法案副本：“第**条，**有权征收闲置土地。第31条，赔偿按申报纳税价值计算。而我们申报的价值是……每英亩三美元。”

卡贝尔笑了：“我们实际价值至少五百美元一英亩。这是在**！”

“法律上，他们完全合法。”**说，“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反击。”

反击立即开始。联合果品公司发起全球公关攻势：《****》《华尔街日报》刊登整版广告，宣称阿本斯**“非法没收**财产”。公司雇佣前国务卿迪安·艾奇逊的**事务所游说国会。更隐蔽的是，中情局开始收到大量“情报”：阿本斯是***，危地马拉即将变成苏联卫星国。

艾伦·杜勒斯亲自关注此事。他的弟弟约翰·福斯特·杜勒斯是国务卿，两人都曾是联合果品公司的**。利益、意识形态和家族关系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干预理由。

1953年8月，中情局启动“P*SUCCESS行动”。预算四百八十万美元，目标是推翻阿本斯**。负责人是前战略情报局特工阿尔伯特·汉尼，他在危地马拉的代号是“主教”。

汉尼的策略很经典：收买军官，制造经济混乱，心理战，最后武装入侵。他选定的**人是卡洛斯·卡斯蒂略·阿马斯——一个因参与**失败而**洪都拉斯的右翼军官。

“我们要给他一个军队，”汉尼在给***的报告中写道，“一个由我们武装、训练和指挥的军队。”

与此同时，在危地马拉城，阿本斯感受到了压力。**开始禁运，经济陷入困境。但他相信民众支持，相信军队忠诚，相信危地马拉的**不可侵犯。

他错了。

解放之声

1954年6月18日，**四点

阿本斯在总统府作战室盯着地图。红点标记着入侵者的推进**：卡斯蒂略·阿马斯的“***”从洪都拉斯边境进入，兵力约四百人，装备有**提供的武器和飞机。

“他们的主力在哪里？”阿本斯问***长何塞·安赫尔·桑切斯。

“分散在边境地区，总统先生。更像是*扰而不是真正入侵。”

“那为什么广播说他们有四万人，已经占领了三个城市？”

桑切斯犹豫了一下：“那是……心理战。”

确实，真正的武器不是**，而是广播。代号“SHERF”的秘密电台从洪都拉斯境内全天播放：“危地马拉的爱国者们！阿本斯已经向苏联出卖祖国！他要把你们的孩子送到西伯利亚！真正的爱国者起来吧！”

更可怕的是，危地马拉城的电台也在重复这些谣言——部分电台被中情局渗透，部分被收买。

“军队情况如何？”阿本斯问。

桑切斯脸色难看：“部分军官……态度暧昧。**大使馆在和他们秘密接触。”

阿本斯闭上眼睛。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。他信任军队，**期间一直保证军官待遇，但他低估了金钱和承诺的力量——中情局承诺**成功后，每个合作者将获得五万到二十万美元不等的奖励。

“总统先生，”桑切斯小心翼翼地说，“也许我们应该……考虑妥协？和**人谈谈？”

“谈什么？”阿本斯睁开眼睛，“谈我们投降的条件？不，何塞。要么我们作为自由人站着，要么我们不站着。”

但他心里知道，局势正在失控。当天晚些时候，他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：

“危地马拉人民！一小撮叛徒在****支持下，试图推翻合法**。但危地马拉不是孤独的！我们呼吁***，呼吁美洲**组织，呼吁所有相信**和自决原则的**支持我们！”

回应是沉默。***安理会，苏联提议派观察员，被**否决。美洲**组织，在**压力下宣布“不干涉”。世界看着，但没有人行动。

阿本斯终于明白：在冷战的地缘**中，小国的命运早已被决定。

6月25日，决定性的一天

危地马拉城上空出现了飞机——C-47运输机，没有标志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它们来自**。它们不投**，投下的是**：“军队的兄弟们！不要为****者战斗！加入爱国者行列！”

同时，**驻尼加拉瓜大使公开宣布：“****全力支持卡斯蒂略·阿马斯将军的解放事业。”

最后的一击来自军队。当天下午，桑切斯走进总统办公室，脸色灰白。

“总统先生，军队高层会议决定……他们要求您**。”

“要求？”阿本斯站起来，“还是最后通牒？”

桑切斯不敢看他的眼睛：“他们说，如果您不**，他们将不再保卫**。**人承诺，如果您和平**，保证您的安全。”

阿本斯走到窗前。外面下着小雨，总统府**上还有几百名支持者，举着标语，唱着**。他们不知道，保护他们的士兵已经在准备撤离。

“何塞，”阿本斯没有转身，“你还记得1944年，我们推翻乌维科的时候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那时我们相信，危地马拉终于迎来了黎明。现在呢？”

桑切斯没有回答。阿本斯也不需要答案。

当晚九点，阿本斯通过广播宣布**。**很简短，声音平静得可怕：

“危地马拉公民们，今天我**离开总统职位。不是因为人民抛弃了我，不是因为军队失败，而是因为一群***在****支持下叛变。我要离开了，但我的理想不会离开。土地属于耕种者，自由属于人民，危地马拉属于危地马拉人——这些真理永远不会死。”

广播结束时，玛丽亚走进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个小行李箱。

“都准备好了，”她说，“墨西哥大使馆提供庇护。”

阿本斯看着办公室，看着墙上的国徽，看着书架上他签署的法令，看着窗外的危地马拉城——这座他试图改变但最终失败的城市。

“我尽力了，玛丽亚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握住他的手，“现在，我们必须活着。为了有一天能回来。”

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。

**地图

**的第一站是墨西哥。墨西哥总统**罗·卡德纳斯——1938年将石油国有化的民族英雄——亲自保证阿本斯的安全。他们在墨西哥城郊区得到一处小别墅，有警卫保护，也有监视。

最初几个月，阿本斯仍抱希望。他每天读十几份报纸，收集危地马拉的消息。但消息越来越糟：卡斯蒂略·阿马斯废除土地**，将土地归还联合果品公司；解散工会和政*；开始追捕阿本斯的支持者。数字陆续传来——三千人被*，八万人**。

“他们称这是‘****’，”阿本斯对来访的墨西哥记者说，“但实际上，他们是在消灭任何想要社会正义的人。”

1957年，卡斯蒂略·阿马斯遇刺，但军**继续统治。阿本斯意识到，短期内回国无望。他开始写作，回忆录题为《危地马拉的背叛》。但出版遇到困难——**压力下，没有主流出版社敢接手。

“去欧洲吧，”玛丽亚建议，“那里也许有更多自由。”

1960年，他们前往瑞士。日内瓦湖很美，但阿本斯失眠。每个夜晚，他都梦见危地马拉的火山——帕卡亚、富埃戈、阿卡特南戈。在梦里，火山在喷发，岩*吞没了村庄。他试图警告人们，但没有人听。

“你在喊叫，”玛丽亚早上说，“用克萨尔特南戈的方言。”

“我说了什么？”

“‘土地在燃烧’。你一直在重复这句话。”

在瑞士，阿本斯接触了其他**者：智利的、巴西的、多米尼加的。他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网络，分享信息，互相支持。但阿本斯始终保持距离——他不相信**输出，认为每个**的斗争必须基于自已的条件。

“我是一个危地马拉民族**者，”他对古巴来的邀请者说，“***际**家。”

古巴**后，菲德尔·****邀请他访问哈瓦那。阿本斯去了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。但他私下对****说：“小心**人。他们会用一切手段摧毁你。”

****大笑：“我们有苏联。”

“苏联很远，**很近。”阿本斯说。他的话在1962年古巴**危机中得到验证。

1963年，他们去了巴黎，然后是布拉格。每个地方都短暂停留，每个地方都感觉像中转站。阿本斯的健康开始恶化——心脏问题，医生说是压力和长期焦虑所致。

“你需要休息，”玛丽亚说，“真正地休息。”

“我无法休息，只要知道我的**还在**统治下。”

最痛苦的时刻是收到来自危地马拉的信。19***，一个秘密渠道送来一包信件，是当年土地**受益者写的。他们用粗糙的纸张，歪歪扭扭的字迹：

“总统先生，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土地。胡安大叔被*了，因为他拒绝离开。但我们还记得您。每天晚上，我们秘密聚会，讲述您的故事。孩子们知道，曾经有一个总统想给我们土地。他们问：‘他还会回来吗？’我们回答：‘有一天。’”

阿本斯读着信，哭了。六十二岁的老人，像孩子一样抽泣。玛丽亚抱住他，两人在布拉格的小公寓里相拥而泣，窗外是陌生的雪景。

“我必须做点什么，”阿本斯说，“不能就这样结束。”

他开始策划回国。不是武力推翻，而是****，组织抵抗。但计划还没开始就泄露了——中情局监视着所有*****的动向。

1968年，他们来到马德里。佛朗哥的西班牙不是理想之地，但至少语言相通。阿本斯化名“哈维尔·罗哈斯”，租了一间小旅馆的房间。生活简朴到近乎贫困——他们的积蓄快用完了，***难民署的补贴微薄。

但他仍在写作，仍在思考。他开始写一本书，分析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：为什么富国越富，穷国越穷？为什么资源丰富的**反而最贫困？

“关键不是资源，”他在笔记中写道，“而是谁控制资源，谁从资源中受益。危地马拉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，但它的孩子却在挨饿。这不是上帝的意志，这是人的选择——少数人的选择，牺牲多数人的选择。”

1971年1月，阿本斯的心脏问题加重。医生建议手术，但他拒绝了。

“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，”他对玛丽亚说，“我的**将没有意义。我要死在工作时，在思考时，在写作时。”

玛丽亚没有坚持。她了解丈夫——一个固执的理想**者，至死不渝。

最后的信件

1971年1月27日，马德里

天气异常寒冷。阿本斯裹着毯子坐在书桌前，桌上摊开着信纸。他正在给**在外的战友写信，笔迹因手抖而略显潦草：

“……我知道时间不多了。医生说我的心脏像一台磨损过度的机器，随时可能停止。但我必须在停止前说出这些话。

我们失败了，但失败不是终点。土地**被废除，但土地属于耕种者的理念已经扎根。工会被解散，但组织起来的记忆不会消失。我们被推翻，但危地马拉人民证明了他们值得更好的生活。

不要仇恨**人。仇恨会腐蚀灵魂。但要记住他们的所作所为——不是为了报复，而是为了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。强权即真理，除非弱者团结起来。

我在**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：爱国**不是盲目的忠诚，而是对同胞的爱。民族**不是排斥他人，而是肯定自已的价值。**不是暴力，而是尊严的觉醒。

土地必须属于耕种者，这是最简单的正义。当我们实现这一点时，危地马拉才能真正自由。

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。但我相信你们会看到。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他们的父亲战斗过，失败过，但从未跪下。告诉历史，曾经有一个**试图掌控自已的命运，即使只有短短十年……”

笔迹在这里变得难以辨认。最后一个词是“希望”，但“望”字只写了一半，笔画拖得很长，像一声叹息。

阿本斯感到胸口一阵剧痛。他伸手去拿药瓶，但手指无力。药瓶掉在地上，药丸*了一地。

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疼痛渐渐减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平静。他听见玛丽亚在隔壁房间哼歌，是危地马拉的民歌《月亮谷》。他想起童年时，母亲在克萨尔特南戈的家中唱这首歌。月光洒在咖啡园里，一切都很安静，很美好。

“妈妈，”他在心里说，“我尽力了。”

然后黑暗降临。

玛丽亚发现他时，阿本斯安详得像睡着了。桌上摊开的书是米格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的《总统先生》——危地马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小说，描写**统治下的人性。翻到折角的那页，有铅笔划线的句子：

“在这片土地，**不是终结，而是变成种子。”

玛丽亚没有哭。她轻轻合上丈夫的眼睛，整理他的头发，就像多年来每个早晨做的那样。然后她拿起那封未完成的信，小心地折好，放进自已的口袋。

旅馆老板报警，**来了，医生宣布死因是心脏病发作。马德里报纸发了一则简短讣告：“前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·阿本斯在马德里去世，**六十三岁。”

在危地马拉，军**禁止报道。但在秘密聚会上，人们点燃蜡烛，低声讲述阿本斯的故事。在高原的村庄里，玛雅老人在仪式中念出他的名字，请求祖先接纳他的灵魂。

种子的故事

2004年，危地马拉城

历史学教授埃琳娜·门多萨站在**档案馆的阅览室里，手里拿着一份刚解密的文件。那是*****1954年的电报，详细记录了推翻阿本斯**的计划。

“他们真的以为自已在拯救危地马拉免于****，”她对研究生说，“但看看结果。”

结果是一系列数据：三十六年内战，二十万人**，四万五千人失踪，一百万人流离失所。土地更加集中，贫困更加深重，暴力成为日常。

“但阿本斯的遗产呢？”学生问。

埃琳娜想了想，带学生去了城市边缘的一个社区。那里曾经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，后来被贫民占据。在社区中心，有一小块菜园，立着简单的牌子：“阿本斯花园”。

一个老妇人正在照料番茄苗。埃琳娜认识她——罗莎·查韦斯，土地**的受益者，后来土地被夺走，儿子在内战中失踪。

“教授，你来了。”罗莎微笑。

“这是我的学生，他在研究阿本斯时代。”

罗莎擦了擦手，请他们坐在树荫下。她端来三杯玉米饮料，开始讲述：

“1953年，土地**委员会给了我父亲两公顷土地。他哭了，说这是他家族四百年来第一次拥有土地。我们种玉米、豆子、南瓜。虽然不多，但够吃，还能卖一点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1954年**后，新**的人来了，说土地要归还给联合果品公司。我父亲拒绝离开。他们开枪打死了他。”罗莎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“但我父亲临终前说：‘记住，土地是我们的。阿本斯说的。’”

她指着菜园：“这块地很小，是非法占用的。但每次我在这里耕种，我就觉得父亲还活着，阿本斯还活着。种子知道该做什么——它们生长，开花，结果。不管**怎么变，种子只做一件事：延续生命。”

学生在本子上记录。埃琳娜看着罗莎的手——粗糙，布满老茧，但温柔地**着一片番茄叶子。

“您恨**人吗？”学生问。

罗莎想了想：“恨？不。恨太累了。但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。不是要**，而是要记住。因为如果你不记住历史，你就会重复它。”

离开时，学生问埃琳娜：“阿本斯失败了吗？”

“从**上看，是的。他**只有四年，**被废除，他**至死。”埃琳娜说，“但从历史的长河看，不一定。他证明了改变是可能的，即使只是短暂的。他种下了理念的种子——土地正义、民族尊严、****。这些种子在地下休眠了很多年，但它们没有死。”

他们走过一片废墟，那里正在建新楼。墙上有一幅涂鸦，画着一个穿军装的人，下面写着：“土地与自由”。

“看，”埃琳娜说，“种子在发芽。”

2011年，危地马拉国会

经过多年的民众压力，国会终于通过决议，承认哈科沃·阿本斯为“危地马拉**的先驱”。他的遗体被从马德里迎回，举行国葬。

葬礼那天，数万人走上街头。不仅是为了纪念一个人，更是为了纪念一个理念：危地马拉可以决定自已的命运。

玛丽亚·克里斯蒂娜已经去世，但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出席了。在葬礼上，孙子朗读了阿本斯最后的信件片段：

“……土地必须属于耕种者，这是最简单的正义。当我们实现这一点时，危地马拉才能真正自由。”

仪式结束时，人们唱起**。然后有人开始唱一首老歌，是土地**时期流行的：

“土地在召唤，犁头在等待，

手上有茧的人，来领取你的**。

不是施舍，不是礼物，

是你汗水的结晶，是你生命的延续。”

歌声在危地马拉城的山谷中回荡，飘过曾经的香蕉园，飘过咖啡种植园，飘过***的玉米地。在某个高原村庄，一个老妇人听到广播里的歌声，微笑着闭上眼睛。

“他回来了，”罗莎·查韦斯对孙女说，“以他应有的方式。”

窗外，危地马拉的火山静静矗立，山顶有白云缭绕，像永恒的旗帜。土地等待着，种子在地下，春天终将到来——也许不是今天，也许不是明天，但总会来的。

因为正如阿斯图里亚斯所写：在这片土地，**不是终结，而是变成种子。而那些种子，无论埋得多深，无论冬天多长，总会找到破土而出的路。